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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本网站于2002年12月30日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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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与民进的成立

        信息来源:中国民主促进会 时间:2022-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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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回顾民进历史可以看出,民进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的感召、中国共产党的指导和帮助以及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的参与下成立的。坚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爱国、民主、团结、求实,坚持立会为公是民进优良传统。

          

          中国民主促进会成立旧址位于今上海市陕西南路235号明复图书馆会心楼(原上海爱麦虞限路中国科学社)。1945年12月30日,中国民主促进会在这里举行第一次会员大会,正式宣告成立。

          民进成立于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民主运动的浪潮中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人民面对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抉择,热切希望实现和平、民主,建设新中国。中国共产党从人民愿望出发,按照七大制定的政治路线,主张团结一切爱国民主人士,建设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国民党则推行独裁统治,妄图消灭共产党,为发动内战做准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国民党统治区内反内战、反独裁、要和平、求生存的爱国民主运动蓬勃开展。

          重庆谈判和双十协定的签订,国民党被迫口头承认了“和平建国”的方针,确定召开政协会议。人民的胜利,使国内要求民主团结和平建国的气氛更为浓厚,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呼声日益高涨。中国共产党抓住有利时机,推动和帮助各种民主力量组成新的党派,并与之一道为争取民主、反对内战而努力。1945年10月,中国民主同盟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要求民主,反对内战。此后,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九三学社等民主党派成立,其基本主张都是反对国民党的独裁内战政策,要求和平民主。

          另一方面,国民党当局虽然同中共进行和平谈判,但他的内战方针始终没有改变。双十协定刚刚签订,蒋介石就发布进攻解放区的密令,企图完全占领长江以南地区,夺取华北战略要地和交通线,出兵占领整个东北。至12月初,用于进攻解放区的总兵力已达190万人以上。这不能不激起要求和平民主的人民群众的强烈愤怒。11月19日,重庆举行反内战大会,成立陪都各界反内战联合会。11月25日,昆明6000余名大学生在西南联合大学举行反内战时事晚会,由于遭到反动军警的压迫和特务分子捣乱,三万余名学生举行总罢课。12月1日,大批国民党武装暴徒在西南联大党校投掷手榴弹,致使四人死亡,数十人受伤,酿成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重庆、上海等地爆发了声援昆明学生的罢课和游行示威。

          解放军作战的胜利和国民党统治区反内战运动的掀起,表明国民党统治集团一时难以实现其通过发动内战消灭人民革命力量。美国政府任命马歇尔作为杜鲁门总统特使,12月15日启程赴华调停国共争端。蒋介石同意按照双十协定的规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12月16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抵达重庆,参加政协会议。1946年1月10日,政协会议在重庆召开。民进即成立于政协大会召开的前夕。

          总之,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统治区爱国民主运动浪潮迅速兴起。在此浪潮中,中共抓住时机,指导、推动和帮助民主人士成立民主党派。民进的成立,既是爱国民主运动的成果之一,也对其进一步高涨起到了助推作用。 

          

          1950年6月,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马叙伦和毛泽东交谈。

          民进诞生在中国共产党开展的文化宣传新闻出版领域的战斗中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决定在上海出版报纸,既是因为上海作为全国经济文化中心的特殊地位,也是利用了抗战胜利初期在原沦陷区的国民党的统治不稳、政策松动、重心尚未东移等特点。日本一投降,国民党即派员接收各种文化设施,颁布所谓《管理收复区报纸、通讯社、杂志、电影、广播事业暂行办法》,设立机构并利用它手中掌握的特权,竭力控制上海的文化、舆论阵地。9月14日,毛泽东与周恩来联名致电中共中央并转华中局:“上海及南京、武汉、香港等地以群众面目出版的日报,必须尽速出版。根据国民党法令,可以先出版后登记,早出一天好一天,愈晚愈吃亏。”文中指出:“华中可去上海等地公开活动的,如范长江、钱俊瑞、阿英、梅雨(益)等,要多去,快去。除日报外,其他报纸、杂志、通讯社、书店、印刷所、戏剧、电影、学校、工厂等方,无不需要。”并强调:这样做“在今后和平时期中有第一重大意义,比现在华中解放区意义还重要些,必须下决心用最大力量经营之”。此电显示了争夺上海宣传文化阵地的紧迫感。

          中共中央计划将新华日报总社迁来上海,南京设分社,由于国民党的破坏,《新华日报》迁沪始终未能成功。国民党的封锁并不能阻碍上海文化界爱国民主人士对了解中共的态度和打算的渴求。根据有关史料和回忆文章,我们所知,在抗战胜利后初期,在马叙伦等上海民主人士和中共之间做过联络工作的地下党人有:梅益、夏衍、姜椿芳、吴大琨、梅达君、温崇实等人。他们大多在抗战前、抗战期间曾在上海从事文化战线的工作,与当地出版文化界民主人士有着良好的交往。他们通过走访接触,宣传党的主张,对上海文化界爱国民主人士的团结联合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据《中国共产党上海史》记载,抗战胜利后不久,在上海负责党的文化工作的姜椿芳(曾任文委下属的文化总支书记),从翻译家傅雷处得知马叙伦对国民党的倒行逆施颇为不满,而对共产党的艰苦奋斗十分赞赏,因此很想找点关系了解中共对抗战胜利后的局势的态度和打算。马叙伦的高风亮节受到人们的敬重,经常与马叙伦联系的有文化、教育、出版界的知名人士周建人、郑振铎、许广平、李平心、柯灵、唐弢、傅雷等。地下党组织对从马叙伦处传出的信息十分重视,即派梅益与他会面,向他介绍解放区的情况,以及中共对时局的态度和战后和平建国的意见。

          不久,傅雷又通过姜椿芳约梅益跟前清翰林陈叔通进行了交谈……两次谈话都很融洽。马叙伦、陈叔通都以能够会见共产党人,得到第一手材料而感到荣幸。彼此的了解促进了此后相互的合作。9月中旬,上海的一些知名知识分子,纷纷发表声明和书面谈话,或者致国民党当局的公开信,反对内战,要求当局广开言路,邀请民主人士和社会贤达共同商量国家大事。党组织决定发动一些上层知名人士向国民党提出和平建国的呼吁。姜椿芳动员了时在上海的几位老人:陈陶遗、张国淦、刘厚生(刘垣)出来呼吁和平,征得马叙伦、陈叔通、张元济的同意,6人联合署名发表声明,形成了较大的影响。

          除了走访交流之外,邀请上海出版文化界民主人士创办民主刊物、聘请他们担任编辑、组织撰稿,则既起到了揭露蒋介石独裁统治和内战阴谋、夺取宣传阵地、教育人民的作用,又团结了力量,为以马叙伦为核心的民进教育文化出版界作者群的进一步形成创造了条件。

          除了直接领导与影响进步报界人士之外,打入并利用国民党的报纸,也成为共产党开辟舆论宣传阵地的一个重要方面。有的报纸整体上为国民党所控制,但其中的某些副刊或专栏掌握在共产党手中。如《大公报》是一份有较大影响的报纸,不少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进入该报,担任编辑和记者,因而也对该报的文章刊载起到了积极作用。10月24日,《建国日报》被封之后,夏衍向梅益建议并取得上级党组织同意,分别走访马叙伦、郑振铎、许广平等热切渴望和平、反对内战的上层著名人士和学者,请他们以个人名义,撰写有关当前时局的专论,然后通过各种渠道,将文章发表在《申报》《时事新报》乃至国民党党报《中央日报》上,以“专论”“特稿”的形式发表,一时间造成较有声势的“反内战、要民主”的舆论氛围。

          

          《文萃》

          

          《新文化》

          

          《周报》

          这一时期,上海地下党或自办或由爱国进步人士出面,创办了一批民主刊物,如《周报》《民主》《文萃》等。其中,《民主》《周报》对民进的成立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抗战胜利后,在重庆坚持出版岗位的生活书店,按照党的指示回上海复店。在地下党员、民进发起人之一徐伯昕的带领下,生活书店根据周恩来关于几条线作战的指示作了安排。为了长期打算,并能合法存在,凡政治性较强的读物,由分出去的几个新机构来担任,如民主周刊社出版《民主》周刊。《民主》周刊创刊于1945年10月23日,徐伯昕邀请郑振铎主编,编辑有地下党员蒋天佐、艾寒松等,编委有马叙伦、周建人、许广平、董秋斯、罗稷南等(都是民进早期成员)。《周报》创刊于1945年9月8日,是上海抗战后最早诞生的民主刊物,唐弢、柯灵主编,刘哲民为发行人(也都是民进早期成员)。《文萃》创刊于1945年10月9日,初创时为文摘性刊物,后逐步转变为时事政治刊物。《文萃》一开始就得到中共组织的关注,黎澍担任主编后,实际已由上海工委领导。《民主》《文萃》《周报》,都是深受群众喜爱的期刊,被誉为“三大民主刊物”,马叙伦、郑振铎、许广平、周建人、严景耀、李平心、董秋斯等民进早期成员和许多民主人士、共产党人一起,常常在上面发表文章、联名发表宣言等,由此形成了联合。

          随着新闻出版战线的工作逐渐开展,中共中央从重庆、解放区、大后方及香港抽调的文化工作者到上海,许多文艺界人士陆续回到上海,与上海地下党及抗日战争期间留在上海坚持苦斗的进步文化人士汇合,共同致力于创办报纸、刊物。这不仅大大增强了上海出版界的进步力量,也为民进的成立和壮大充实了人员方面的基础条件。在此时期,奋战在上海出版文化领域的民进早期会员,除了我们熟知的抗战期间居留上海的马叙伦、周建人、许广平、徐伯昕、郑振铎、傅雷、唐弢、柯灵、董秋斯、蒋天佐、李平心、严景耀、冯宾符等人外,还有从后方回到上海的金仲华、孟秋江以及生活书店的许多骨干员工,他们也大多在1946年至1947年先后加入民进。

          总之,抗战时期留在上海坚持斗争的出版文化领域的爱国民主人士,既是中共进行宣传统战的对象,也是重要的依靠力量。中共在抗战胜利后初期的上海进行的宣传文化领域的反内战反独裁争和平争民主的斗争,有力推动和促进了他们的联合,为民进的成立准备了第一支基础力量。

          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直接参与民进的成立

          

          一九四九年九月,参加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民进代表合影。前排左起:林汉达、周建人、马叙伦、许广平、王绍鏊,后排左起:梅达君、雷洁琼、徐伯昕、严景耀(候补代表)。

          民进简史(2017年版)中说:中国民主促进会主要由两部分民主力量组成。一部分是以马叙伦所联系的从事文化、出版、教育等工作的爱国民主人士,另一部分是以王绍鏊所联系的上海工商界和文化界的爱国民主人士。王绍鏊是一位三十年代入党的中共地下党员,王绍鏊在潘汉年的领导下长期从事隐蔽战线特殊工作,他交友广泛,同工商、文化、教育和社会团体都有联系。他主要交往的还是工商界的民主人士。在王绍鏊《我一生中的政治活动》中回忆,“开始活动时,我有三个小组织。一是邻居十九号的张纪元及梅达君、赵朴初、林汉达等知名人士。二是潘子欣、曹鸿翥、曹亮、钱瘦铁、谢仁冰、冯少山等人士。三是朱绍文、蔡禹门等许多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也包括谢仁冰、潘子欣在内。每星期在蔡禹门处开座谈会。”

          

          民进成立大会签到名单

          王绍鏊和另一位工商界地下党人陈巳生也早有联系。陈也是在抗战中入党的地下党员,他是著名企业家,名下有保险、交通等众多产业,曾在自己担任董事长和总经理的关勒铭金笔厂,安排中共上海分局书记刘晓为董事兼副经理,以作掩护。

          由地下党投资经营的东方联合营业公司,董事长是民进发起人之一、梅林油漆公司总经理冯少山。担任经理、国外业务部副经理和高级职员的,分别是梅达君、张纪元、万景光,他们都是中共党员,也都是民进的发起人。

          王绍鏊和陈巳生参与了民进的创建,在民进第一届理事会选举的三位常务理事中,占据了两席。

          民进创始时期会员44人之中,工商业界的还有保险业界著名地下党人胡詠骐的儿子胡国城和他的同学好友章蟾华,他们在中共上海地下党文委书记张执一领导的中国文化投资公司先后担任经理,是以工商业者的身份为党从事秘密工作的地下党员。

          中共地下党对民进成立的指导和帮助,除了地下党员直接参与民进成立外,主要体现在地下党员在民进成立过程中发挥的引导作用,即在“先统一后民主”还是“先民主后统一”这一关键问题上的关键作用。

          王绍鏊在《我一生中的政治活动》中回忆:“有一次我将写好了的一篇主张先民主而后统一,反对先统一而后民主的意见书让一些知名人士签名的时候,马叙伦也有一篇上蒋介石书,他提出五个纲领,第一条就提出是‘要统一军政’,却好与我的意见相左,故朋友将马的意见书交来时我不签名,而我的意见书传到马氏处,他也没有签名。但马氏见签名里有我的旧友谢仁冰,就去问谢意见书是谁人手笔,谢告知是我的手笔,马氏就请谢介绍我见面,见面后稍有争辩,但最后马氏就把他上书的原意撤销。约定先邀请双方的朋友在广和居开一座谈会,马氏方面出席的有傅雷、郑振铎、唐弢等,我这方面有林汉达、谢仁冰、张纪元等人,时值马歇尔(驻华特使)要来中国,大家主张扩大座谈会,多约朋友来参加。首次会议是在青年会召开,陈已生、许广平、周建人、曹鸿翥、梅达君、赵朴初、冯少山等均到会。第二次会议时到会的朋友更多,当时就有人提议组织比较永久性的团体……经过讨论研究通过了简章及宣言,宣言内容以我的意见书为主,删去文尾,加上了几句口号,作为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宣言。”

          

          《中国民主促进会对于时局的宣言》

          这份宣言,即民进成立之后的第一个宣言也是民进在民主革命时期的纲领性文件——《中国民主促进会对于时局的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宣言》里第五段讨论民主和统一的关系:

          “在国内方面,我们都盼望尽速实现政治的民主与国家的统一。但是在同一目标下,仿佛有两种对立的意见:某些人把这问题的重心放在统一方面,另一部分人把重心放在民主方面。前者主张必须先统一,然后实施民主;后者主张非先实行民主,则无从实现统一。其实我国的老百姓,并没有不统一的征象,只要中国能实现民主,则政治与军事自然也就统一了。现阶段的中国,民主实在是统一的基础,同时又是统一的内容,统一的目的。我们必须从民主的实践中,获得统一的理论根据。从民元以来的经验,早已这样告诉我们了。统一而不以民主为前提,决无法实现。真正的统一是全国民心一致向往的结果,决非勉强可求。过去的不统一,正是不民主的结果。”

          这一段论述,表明马叙伦心悦诚服地接受了王绍鏊的正确主张,改变了自己原先的立场。《宣言》继而沉痛地说:“我们很痛心,中国已经推翻专制国体三十四年后的今日,又经过对外战争八年,还要来谈民主与统一这个老问题。然而内战的威胁,已是事实的存在。我们坚决地反对用内战方式来解决政治问题”。《宣言》将民主与统一的问题引入反对内战的主题,“我们肯定内战的因素,总可以用和平的方法来消灭的。”又从反对内战自然而然地转到要求民主上来:“至于和平解决政治的中心课题,第一要言论开放,出版、集会、结社自由……我们认为暂时停战等等的协议,都是治标,只有把政治放在真正的坚固的民主磐石上,才是唯一安全永逸的计划。我们只有加紧我们的步伐,集中我们的力量,争取民主,实现民主。”

          马叙伦从“先统一后民主”到“先民主后统一”的思想转变,正是体现了共产党人对民进的思想引导和帮助。民进在成立之初即坚定站在了中共一边,体现了民进成立的初心。

          

          《团结报》2022年12月1日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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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民进中央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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